上述案例仅仅是我们检索出来的裁判文书中关于“胁迫”这一事实描述较为详细的部分案例，大量的不被法院认定“胁迫”的案件中当事人都无法举证或者法院直接不认可证据而未进行充分的说理。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郑天衣法官曾发文梳理了司法实践中对“胁迫”事由的审查标准，一般分别从“合同的主体地位”、“缔约背景”、“合同的订约过程”、“合同的条款内容”、“合同的履行情况”等五个角度来进行审查。[1]

实践中部分当事人所认为的“胁迫”因不符合构成要件，即便行为上具有胁迫外在表现，仍无法被法院认定。但实践中也存在，法院不支持“胁迫”的主张仅仅因为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胁迫”往往发生在被胁迫一方当事人力量较弱、无法固定当时证据的场景下，然而，正如前文引用的案例以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对“胁迫”事由审查标准的总结，事发后当事人的一些行为，能够形成“事后”固定的证据，进而增大法院认定该事由的可能性。

1.立即报警：如是直接的以控制人身自由为方式的暴力性胁迫应当在解除“被控制状态”后立即报警。虽然司法实践中，警方有可能会因为被胁迫人未遭受实质性人身伤害，及达成协议的行为属于民事纠纷为由不予立案，但是在警方处形成的出警记录以及笔录日后可以作为证据在民事案件中使用。

2.拒不履行协议：虽然对于“胁迫”这一事由的审查着眼点在于“协议”达成的当时，但如前所述因为“胁迫”发生的场景很难固定证据，所以法院在审查时会考虑协议的履行情况，因此如确实遭受胁迫，无论如何都不要按照被胁迫达成的协议履行。

3.及时行使撤销权：《民法典》第152条规定，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因此如遭受胁迫一定要在一年内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主张撤销，否则即使是真正遭受胁迫，也只能继续履行协议。